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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三八式:步枪、干部、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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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延安时期,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,如何领导最高情报、保卫领导机关“中央社会部”?

    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,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、保卫工作的领导人。可是,周恩来从未担当中共的最高领导。而且,抗日战争时期,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,驻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,离开延安达十年之久,显然,在此期间,周恩来难以具体领导全党的情报、保卫工作。

    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,也十分重视情报、保卫工作。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,在反击国民党的同时,中共也从内部吸取教训,发出两个著名决定: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、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。同时,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——中央调查研究局,毛泽东亲任局长。这个局的任务是: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。下设三个机构:调查局,负责调查敌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,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;党务研究室,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究,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;政治研究室,负责中国政界各方面的研究,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。毛泽东任局长的这个“中央调查研究局”,其权限包括政策研究内容,显然不止是一个情报机关。对情报史深有研究的王炎堂认为,这说明毛泽东强调情报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,而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。联想毛泽东1939年在边保的那次讲话,也是强调保卫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。如此认识情报、保卫工作的性质、作用,应是中共情报、保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——成熟阶段到来了。

    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,当然表明毛泽东对情报、保卫工作的重视。可是,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亲自担任情报、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。这个调查研究局后来又进行改组,党务研究室、政治研究室划入中央办公厅,调查局则演变为“中央情报部”。中共的调查研究局的职能,不同于国民党的“中统”,不能全部判定为情报机构。

    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“五大书记”——毛、刘、周、朱、任。毛泽东曾任调查研究局局长,周恩来曾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,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,刘少奇曾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,朱德曾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。看来,延安时期,中共中央对于情报、保卫工作,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,而是实行集体领导。其后的发展证明,集体领导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,共产党很快夺取全国政权。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,再次证明个人专断的危害。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,刀把子也要永远听党指挥。

    延安时期,中共的多项工作,包括情报、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,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。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,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。

    作者反复思考:中共的情报、保卫工作,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?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,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。肯定的事实是:中共情报、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,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,周恩来曾经参观过苏联的有关机构,顾顺章、陈赓、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。延安整顿情报、保卫机构,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,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、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。但是,李启明明确地说:中共的情报、保卫工作创建伊始,就有自己的特色,而且,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。

    确定的事实是:中共倡导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,与苏联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有趣的是,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。

   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,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,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选举,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。王明领导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评红军总前委“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”。美国也批评国民党“以党领政”。

    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立的两党,都不照搬老师的体制。这是否说明:在中国,实行党的领导更适合当时的国情。

    抗日战争时期,中共的保卫工作体制由独立系统、垂直领导,转向实行党委集体领导。后来的工作实践,证明这种体制的成效。

    可是,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,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,中国司法战线的领导体制又走向新的变化,强调党委不要直接管案子。而且,重新实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互相制约的机制。后来,又逐步恢复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。

    这是否又转回去了?

    有识者道:实践检验真理,实践也决定制度。

    战争时期,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,连政权都没有,照搬苏联的法律制度并不现实。革命时期变动剧烈,实行党委制有利于集中意见,依照党的政策行事也机动灵活。可是,待到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,还由党管一切就不合时宜,甚至会导致只重少数先锋队的意愿,忽略最大多数的群众的利益。

    掌握政权的党,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变为法律,通过人民选举的国家机器实施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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